记妈妈杜惠

2022年9月21日 by 没有评论

2019年3月28日,母亲以99周岁零21天的高龄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辞世。她的遗体,遵照她生前反复的嘱托,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。

妈妈原名邓蕙君,1920年3月7日出生于四川长寿县城关镇邓家巷子,家族五六十口人共住一个大院。她父亲邓石麟毕业于晚清时的铁道学堂,返家后先在长寿县自立一女子学堂自任教师兼校长,后在万县建设局和重庆天府煤矿等单位当文书。她母亲邓郎氏多年卧床,到她8岁前病逝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母亲考入成都省女中,在此加入抗日救亡宣传队,参加街头讲演、推销抗战刊物、理发募捐、缝寒衣支前,寒假接受战时学生军训。1939年3月14日她加入了中国。

读到高二时,她知道女学生毕业后就业很难,嫁人作妾又绝非所愿,就想上前线打鬼子,或者去延安就读新创立的中国女子大学。通过党组织的安排,她于1939年深秋只身奔赴延安,先改名换姓为“杜惠”,并把党的介绍信——一个蜡封的半寸长小纸卷缝到大衣腋下的衣缝里,搭乘一辆运输药材的卡车到达陕西省宝鸡市,又转乘火车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。当天就见到吴玉章老人、林伯渠老人和王明。随即去往延安,在中国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近六年。

到延安后,清秀而高傲的母亲决心不找有权势者,不做男人的附属品,也不用好心人介绍,要自己寻求或等待平等的爱情。她接受了父亲郭小川,她说这个当过几年八路军战士的青年诗人“谈吐高雅,内有才华,感情深沉”,诗歌成为两人“心灵上的红丝线”。父亲也爱她的勇敢、“思想火花”和性格上的“棱角”。

1953年春,我父母调回北京,先在中宣部工作。母亲1958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,直到离休,先做编辑、记者,后做图书资料员。

母亲作为少女时美而不自知,青春时清秀、自爱、勇敢、坚强。中年时美丽而健康,身材匀称,个子不高,常穿半高跟鞋,有一种素朴中的优雅。夏天第一个穿裙子,有条淡蓝灰色半身裙穿了多年。她会自己改衣服,自己缝制无领无袖的丝绸布拉吉。

五六十年代,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每天上班,家中有我姨姥姥和姑姑做家务、照顾孩子。家住北京王府井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东跨院,生活不错,院子里有花草,还养有鸽子、鹦鹉、小兔等小动物。父亲工作(在中国作协七八年,任作协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,后调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)极为忙碌,白天上班,夜晚写作。母亲往往是父亲诗歌的第一个读者。

60年代开始,母亲特立独行、不愿被束缚的天性不改,又几次在会议上乱放炮,说“错”话,导致她多年挨批,被压制和降格使用。她的温柔母性渐失,却在政治压力下斗志更旺。斗自己——所谓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,改造再改造;斗家人,怕我们犯错误而敏于发现漏洞,急于纠正“错误”,甚至上纲上线,干涉、批判和说教。这种斗争精神伤害过父亲,也疏远了我们。

她虽然也会烧火做饭、拿针弄线,可总让人觉得,她重书报甚于柴米油盐,重思想甚于过日子,重原则甚于亲情,少人间烟火气,儿女情不长。

那些年,我在她面前尽量不言不语,甚至躲避她的靠近与触摸。我从河南调回北京后,选择去郊区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,挤在办公室住宿而不愿回家。

父亲去世前的十年里,她对他是有关爱却不能通“心”。父亲在团泊洼受审软禁期间,她数次探望,一下汽车就拆洗被褥,打扫房间,清理灰尘、烟头、药瓶和满桌的纸页,被人戏称为“起圈”。她努力给父亲做思想工作,反复劝慰,但就是话不投机,无法沟通,致使父亲敬而远之。

我从1998年开始进行父亲遗稿的整理和研究(如参与整理编辑《郭小川全集》,以父亲经历作为基础材料撰写政治学博士论文,写作《郭小川画传》——与我哥郭小林编著的《郭小川纪念文集》两本一套,名为《一个人和一个时代》),后来又参与操办父亲90周年、95周年和百年纪念活动。二十多年来,我越来越走近父母这一代人,也越来越多地理解母亲。他们其实是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情怀的。他们看淡生死,又相信未来。

2002年,已经82岁的母亲结束了独居,先后和我们兄妹三家共同生活了十九年。随着我国各方面的进步发展,母亲不间断地读书学习,一家人的相互照顾与关爱,她的常识、亲情和母性渐渐回归。她曾经拒绝和家人一起过年。有个大年初一,我哥嫂带着饺子皮、和好的饺子馅、拌好的凉菜来家团聚,母亲却说:“咱们革命家庭不要那一套!”以后她逐渐接受、后来甚至盼望子孙满堂的和美气氛。她愿意和家人一起打麻将,不过绝不许动钱,哪怕用一毛钱算输赢也不行!

母亲不重钱财,慷慨大方,很少私有观念。有了钱从不为自己攒着,每到年节都送糖果给邮递员、环卫工、物业员工和附近公园的园林工人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,88岁的她拿出珍藏的两幅名人字画——吴冠中的画和赵朴初的字,拉个小车乘公交到荣宝斋拍卖,拍卖所得近百万元全部捐献给了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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