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镇青年:各自野蛮生长又如宿命般重逢

2022年10月3日 by 没有评论

小镇青年伫立在新世纪的当口,野心勃勃,一旦瞅准时机,便立刻投身时代的洪流。/电影《小武》

1999年是个神奇的年份,“末日说”流行于大街小巷,各路真假消息鱼龙混杂。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认为上帝即将惩罚人类;随后,一个名叫五岛勉的日本人表示,根据实验检测数据,1999年8月18日,太阳、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“十字架”形状,那一天,将是世界末日。

很多人被这一预言吓到,这其中,就有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(县级市)的小镇青年罗永浩,他在自述中写道:“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”

罗永浩出生于1972年,1999年,他27岁。在小镇上,同龄人大都已经娶妻生子,而彼时的他,仍在迷茫中打转。他早年的经历十分丰富,在河边筛过沙子、摆过旧书摊、开过羊肉串店、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、做过期货,甚至去韩国销售过壮阳药和补品。

罗永浩不想在末日前留下太多遗憾,他开始努力减肥,靠着超强的毅力用58天减掉48斤。最终,末日没有来,新世纪的钟声与三十而立的紧迫感却越来越近,不甘平庸的野心让他感到坐立难安。

罗永浩在自述中写道:“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” /视觉中国

1999年,对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的韩寒来讲,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他出生于1982年,那一年17岁、正在读高一的他,凭借《求医》和《书店》两篇文章,通过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初赛,并以《杯中窥人》一文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。

与此同时,韩寒还因为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,此事被媒体报道后,引发社会激烈讨论。之后,韩寒选择退学。退学前,上海松江二中的老师问他:“你退学了,以后拿什么养活自己?”“稿费啊。”韩寒话音刚落,就引来一片笑声。

贾樟柯的1999年,注定是不平静的。他的第一部长篇电影《小武》赢得诸多国际电影奖项,但同时饱受争议。他在《迷茫记》中写下:“1999年1月13号,我被电影局喊去谈线岁,刚从学校毕业,没怎么进过国家机关的门槛,心里一直打鼓。”此后,他被要求停拍电影。多年以后,等拍摄《山河故人》时,他仍选择以1999年为故事的起点。

贾樟柯出生在距离山西太原100公里之外的汾阳,他在26岁时才第一次看到大海。在学会骑自行车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三十里地之外的地方去看火车。

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县城的孩子来说,铁路意味着远方、未来和希望。贾樟柯说:“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,晚上老不睡觉,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,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,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。”

贾樟柯在26岁时才第一次看到大海。在学会骑自行车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三十里地之外的地方去看火车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小镇青年摩拳擦掌、兴奋不已,他们伫立在新世纪的当口,野心勃勃,一旦瞅准时机,便立刻投身时代的洪流。

这世界上从来不缺有野心的人,对小镇青年来讲尤甚。然而,真的能走出小镇,除了个人奋斗,还夹杂着诸多幸运成分,这些元素互相作用,缺一不可。总有一天,“爬上去”的小镇青年们会在某个节点相逢,那一刻,他们看待彼此的目光,比旁人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惺惺相惜。

2000年,一封万字求职长信出现在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的办公室,信中罗永浩坦陈自己高中肄业的过往,希望对方能不拘一格降人才,给他一次机会。

俞敏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葫桥村,多年前,历经3次高考才考入北大的他,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。他的母亲李八妹喜不自禁,杀掉140多斤重的猪、36只草鸡、36只鸭,买50斤糖、200斤西瓜,大摆宴席。母亲深知,儿子这一走,将再也不会回到这小地方。

俞敏洪不负众望,他创办了新东方学校,并一路狂飙突进。2006年,俞敏洪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。徐小平将其比作《出埃及记》中的摩西,带领一群年轻的教书匠从一无所有走向财富自由。

彼时的新东方,野路子出来的老师不在少数,但初中学历的教师还是头一份。不过,最终俞敏洪还是给了罗永浩offer。罗永浩紧紧抓住这次机会,他讲课诙谐幽默,金句频出,收获拥趸无数。之后,他叫来同样毕业于延吉小学的发小李笑来,两个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,登上时代舞台,开始大放异彩。

韩寒在退学之后,陆续出版了多本小说,真的过上了靠稿费生活的日子。他在日后结识了同样来自小镇的出版人路金波,二人亦师亦友,一直保持着业务上的合作。2014年,韩寒以一部《后会无期》踏入电影圈,之后又陆续执导了《乘风破浪》《飞驰人生》《四海》等多部院线电影。

韩寒还创办了一本名为《独唱团》的杂志,其中收录了一篇罗永浩的文章,名为《秋菊男的故事》。文章讲述了罗永浩年少时在某英语培训机构考了第一,却没能如约拿到奖金的故事。

后来,罗永浩跟朋友在网球场偶遇了机构当时的校长,他恶狠狠地瞪着校长,冲校长做侮辱性的手势。可是顺着校长的目光,罗永浩看到对方神色慌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,想象中的酣畅淋漓的报复只得就此作罢。罗永浩写道:“在表哥车中,在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皮的声音中,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,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。”

电影《后会无期》中,贾樟柯亦有参演。在不到三分钟的戏份中,贾樟柯饰演的“三叔”笑料十足。他如黑社会老大般出场,“啪”的一声关上车门,结果却帅不过三秒,大衣衣角被夹在车里,只得用力往外扯,看上去十分滑稽。随后,“三叔”潇洒地讲出那句广为人知的金句——“小孩子才讲对错,成年人只有利弊!”

是啊,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利弊,这句话甚至可以当作他们心路历程的某种写照。野心勃勃的小镇青年叛逆过、较劲过、狂过,也都曾在现实面前低过头。一代人终将老去,他们开始慢慢学会收敛锋芒,变得入世圆融。

多年以后,韩寒剪掉了那遮住眼睛的长刘海,换上利落的短发。他停掉博客,不再在网络上掀起论战。他开玩笑地说:“不能再写影评骂中国电影了,我以后也要拍电影,要从现在攒人品,不能把同行都得罪光。”在成立亭东影业时,他又说:“要让这个世界更好,更多是靠科学和商业。”

一代人终将老去,他们开始慢慢学会收敛锋芒,变得入世圆融。/电影《乘风破浪》

2020年4月1日,创业失败负债6亿元的罗永浩入驻抖音,开启了他的直播带货生涯。直播里,他拿起售卖的剃须刀,将自己留了10年的胡子刮掉,直播评论区的气氛瞬间达到高潮,网友们纷纷刷起弹幕——“罗老师,别这样!”

如今,罗永浩的老上级俞敏洪也转头进入直播带货的赛道。他退掉了新东方学生的学费,结清老师们的工资,将退租教学点的数万套课桌椅捐给乡村学校。他们的命运轨迹在短暂交会后分野,又宿命般地在直播间擦肩而过。

前段时间,贾樟柯与同样来自山西的导演宁浩推出短片《地球最后的导演》,上演了一幕关于电影的自黑与自嘲。故事设定在2065年,彼时的电影早已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,要在博物馆才能观看。

贾樟柯如导游般热情宣讲:穿过站台,送走小武,我们江湖再见,一直游到海水变蓝!”此时,身旁不耐烦的观众,早已扭头走掉。之前的平遥电影节,贾樟柯还与B站UP主小策对谈,讨论电影与短视频的创作,探讨是否需要向流量低头、向商业妥协。

“穿过站台,送走小武,我们江湖再见,一直游到海水变蓝!” /电影《小武》

贾樟柯曾做过一场名为《我是叛徒》的演讲,回忆起上学时期的难忘经历。那时他生活的汾阳县城刚刚开始流行摇滚乐。一次,他通过收音机得知,在省会太原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,于是骗大人要买参考书逃出家门,和几个同学结伴,坐了5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太原。后来,他在太原学画时,又得知在北京有一场罗丹的雕塑展,于是,又坐了一整晚的火车赶赴北京。

这样的两次经历,引发了贾樟柯对小镇生活的思考——“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、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,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,一定要移动,从县城到达省会,从省会到达首都。1949年之后,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,大的资源、重要的资源,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,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,要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,必须要流动。”

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曾在《流动的现代性》一书中,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流动变化的形态,他如此形容——流体轻易地流动着,它们或“流动”,或“溢出”,或“泼洒”,或“溅落”,或“倾泻”,或“渗漏”,或“涌流”,或“喷射”,或“滴落”,或“渗出”,或“渗流”,千姿百态,不一而足。

贾樟柯说:“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、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,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,一定要移动。”/电影《山河故人》

在年少的贾樟柯看来,在县城里,通往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,一是当兵,一是考大学。他曾在送结拜兄弟坐车去外地途中,抑制不住对对方的羡慕,甚至在车快开时,看着对方一脸哭相,忍不住发问:“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,心里不平衡,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?”

贾樟柯自觉当兵没可能,只能走考大学这条路,但因为数学不好,只得避开弱项,先去学画,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,当时身边一起学画的同学也都是出自这个缘由——“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,不是为了追求艺术,而是为了有出路。那时的我们并没有理想,就是要讨生活。”

贾樟柯曾在一次电影映后的采访中提到,当他在那个荒败的小县城生活时,有很多人破罐子破摔,变成坏孩子,以至于毁掉自己。他属于极少数能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小镇青年。

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在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中也有着诸多类似的表述,在这本半自传的小说中,出身贫寒的女主角埃莱娜在被父亲带去高中报名的路上,一度感到城区的界线在慢慢消解,父亲紧紧抓着她的手,好像生怕她溜走一样。事实上,她确实想松开父亲的手,奔跑起来,穿过大路,奔向波光粼粼的大海。

她在书中写道:“在这个让人震惊的时刻,四处充满了阳光和大海的喧哗,我假装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,就像一个全新的我在面对自己的新生。一种全新的生活,从死气沉沉的事物中突然展现出来,我一定能把握住这种新生。”

埃莱娜确实想松开父亲的手,奔跑起来,穿过大路,奔向波光粼粼的大海。/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剧照

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·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中所写——“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充满反思性的‘项目’,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。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。对自我实现的关心,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,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。”

写下《回归故里》的法国哲学家迪迪埃·埃里蓬出身于贫困的工人阶级,最终成长为著名知识分子。他的自我重建过程,充满了逃离与恐惧,他逃离过去的姿态十分彻底,因为他害怕自己多年来关于自我重塑的努力,在一瞬间土崩瓦解,过往的贫困会像怪物一样附着在他身上。

小镇青年在向上的过程中,必然要经历的,是一次又一次自我身份的重建。/电影《山河故人》

埃里蓬会不时想起做屠夫的哥哥,想到一直以来自己所讨厌、逃离的一切,却都被哥哥心满意足地全盘接受了。正如约翰·埃德迦·韦德曼在《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》的那句——“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”,对埃里蓬而言,这是最为准确的形容,他的哥哥已然成为他的人生参照系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埃里蓬害怕成为哥哥,为此,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哥哥不同。

与此同时,埃里蓬也在承受着这种排斥自我出身的惩罚,他与他向往的世界,似乎永远有着无可奈何的隔阂感,而那些他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,仍然顽强地存活在他体内。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,让他倍感痛苦。

当然了,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逃离后头也不回地摒弃过去。贾樟柯在成名后,始终在回望,他通过影像完成对小镇逝去光阴的收复。那种初入大城市的不安与自卑早已消失殆尽,他在《贾想》中写道:“从汾阳到北京,再从北京到全世界,让我觉得人类生活极其相似。就算文化、饮食、传统如何不同,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,谁都会生、老、病、死,谁也都有父母妻儿。人都要面对时间,承受同样的生命感受。这让我更加尊重自己的经验,也因此变得相当自信。”

贾樟柯在《贾想》中写道:“从汾阳到北京,再从北京到全世界,让我觉得人类生活极其相似。” /电影《山河故人》

顾长卫导演的电影《立春》中,蒋雯丽饰演的王彩玲,似乎永远处在一种悸动之中——“每年的春天一来,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,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”

她不甘平庸,努力地想要离开小地方,梦想能到北京工作,幻想能在歌剧院大厅表演歌剧,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,高呼“王彩玲再唱一首,再唱一首!”。她的野心更炽,甚至带着些心高气傲,她说:“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。”

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,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,她开始心灰意冷,当她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,唱着“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”,那一刻,梦碎的声音震耳欲聋。

并非所有人都能驾驭自己的野心。凭借一首《我的滑板鞋》出名的庞麦郎,在歌里唱道:“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,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,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,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,有时很远有时很近,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……”他还唱道:“时间会给我答案。”然而在去年,他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,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。

“每年的春天一来,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,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” /电影《立春》

贾樟柯曾为自己能从小镇走出来,一路坚持自己的理想,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而深感自豪。后来他逐渐认识到,那些曾经有梦的少年玩伴,也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具体的原因放弃了理想——“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,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,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、日复一日的生活。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,但他们放弃了。”

多年前,贾樟柯曾回到山西老家看望同学。那天黄昏,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,来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庄,眼前的道路十分熟悉,跟儿时没有什么两样。

不巧,恰逢同学出门,在等待的间隙,贾樟柯发现,同学整个房间的陈设、被褥,甚至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。他的床上有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《今古传奇》,那是他们高中时代流传最广的读物。贾樟柯心想:“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,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。”

贾樟柯写道:“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,但他们放弃了。” /电影《乘风破浪》

法国文豪司汤达曾在《红与黑》中用雄浑的笔力刻画出野心家于连的形象,于连的一生自尊又自卑,野心勃勃又彷徨。在全书总目录的下面,司汤达写道:“献给少数幸福的人。”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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